【塔列朗回忆录里有关汉密尔顿的部分】【渣译】
在费城与纽约度过的两个冬季期间，我利用这个机会会见了将独立战争载入史册的领导人，尤其是汉密尔顿将军，我认为他的头脑与性格将他置于可以与欧洲最显赫的政治家不相上下的地位，甚至连皮特先生和福克斯先生也不例外。
如我上文所提到的，在美国游历时我注意到，农业不如商业受鼓励，不得不在这两种繁荣的来源中做出选择，政府决定将二者比例向有利于商业发展倾斜，同时最近通过在他们国家的所有真正财富，加上由在美国各地涌出的专业为商业目服务的银行机构所获得的虚构财富来强调这种意图。偏狭地看，一旦产生这种冲击力，空虚和虚荣很快会谴责谨慎，节制和单纯的正直。通过推翻之前在大都市设置的贸易壁垒(这些壁垒将所有殖民地的产品集中在自己的市场，为他们的投机买卖定下自己的规则)，美国利用了他们的独立带给他们的地位和力量。他们向旧世界的所有市场输送数量惊人的各类商品，这些商品的到来改变了物价，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商业危机。这些混乱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东部港口和南部港口之间遥远的距离，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艘装载着类似货物的船在几乎同一天出发，开往欧洲的所有港口。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将完全靠运气。
在美国的那些漫漫长夜里，我总是想起我不幸的祖国，她的苦难深深地折磨着我，我常常考虑她未来的前景会是怎样的。此外我还寻求消除或至少减少阻碍互利商业关系的障碍的方法。
我完全意识到我想象的漫游是多么无聊，然而这些思绪令我开心。不猜测理性分析，除非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争端得以解决，不然人们的希望会被拖得太久，因为只有在这场争端后大国的海事和商业利益才会走上正轨。因此我对规则的希望每天都在被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情所扰乱。
在1794年，我目睹了第一支去孟加拉的美国探险队的返航，与之相关的船主获得了大量补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了从英国公司获得的巨额利益中分一杯羹，十四艘美国船只从不同港口起航去往印度。美国竞争的突然出现带来了某种敌意。竞争无限地增加了商业风险，因此巧妙的组合很少得到补偿。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所有文明国家人口增长之时，人口增长极其创造的新鲜需求每日刺激着人们的激情。
所有这些考虑使预测未来极其困难，几乎不可能指引未来的方向。
对于一个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不得不住在一个旅店或住在清冷的住所的人来说一切似乎很容易；而对一个安静地坐在自己家中的人来说一切似乎不那么容易了。因此我利用我狭小住所将我抛入的思想处境来沉迷于与高层政治和令世界回复正常。就像制宪会议的一位优秀成员一样，放弃了人的性格问题，我求助于一种哲学精神，制定了一套新的，通用的国际法律准则。在建立国家和个人利益的平衡之后，这套准则应该为了各大国的政治和互惠利益将他们联合起来，同时在他们惯常的交往中引入自由平等。我甚至想象我正在将经济学家的体系应用到自由贸易和废除关税的关头(这些想象由我的推测观点构成)，这时我正尝试解决美国国会采纳的一个新海关关税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我的朋友汉密尔顿的提议下生效的。我与这位博学多才的将军之前的谈话都是关于美国管理机构的这一分支的。“你们的经济学家，”他对我说，“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梦想，但这只是出于好意的人们夸大的空想。理论上，”他补充道，“他们的体系也许会受到质疑并且暴露出不健全之处；但我们必须将他们愉快的幻想留给他们；世界上目前的事态足以证明至少目前他们的计划无法实施；让我们对这个事实感到满意吧。”我并没有坚定地支持经济学家，但我几乎不能下定决心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不存在给所有商业国家带来共同利益的“自由”组合。当一个人流亡时仁慈博爱的设想会涌上心头。
@Talleyr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