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钴禄. M. 耶格尔 @[email protected]

有没有成都的小伙伴想要养猫的。捡到一只一个月大的小橘，已经养了两周了，身体很健康，性格活泼亲人。但我家里已经有四只猫了养不了。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评论或者私信！

“网络成瘾”的实质并非成瘾，也不在于网络。
这个视频是从Philosophy Tube的城市规划视频转来的。社会学中有第三空间（third place）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Ray Oldenburg提出。第一空间是家，第二空间是工作地点或学校，而第三空间是这两者以外的地方，如公园、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以及廉价的小酒馆、游戏厅、剧院等，供不同阶级的人进行社交活动。网络也是一种虚拟的第三空间，但不能完全代替线下第三空间的功能。
现代人越来越孤独，尤其年轻人在网络空间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其根本原因与网络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第三空间的萎缩。传统的第三空间要么因为不赚钱而关闭，要么消费的价格飙升。剩下的空间也日趋排斥未成年人，如汽车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之下，儿童失去在室外玩耍的安全地带。其结果就是年轻人除了社交媒体无处可去。
虽然原视频里没提，但这个理论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社交媒体对少数群体更为重要。因为传统的第三空间绝大多数都有accessibility问题，从而间接排斥神经非典型人和残疾人。而性少数赖以生存的gay bar等线下空间向来是adult only，近年来也被gentrification压制。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无处可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Ku9csXhvJY

諸君，

妙仙包營業 1234 天，共進行各類封建迷信活動約 35 萬次。

來訪信徒 11488 人，位於 288 個實例。粉絲 99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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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的 801 天，收到 966 名信徒的 3421 個許願。祝如願。

喵門。

- 數據來源於妙仙包自身嘟文的導出，與收到的訊息是否私信無關。妙仙包不關心也不會記錄信徒們到底求了什麽。

- 不會有關於第 10000 名粉絲的活動。

丁香园的404页面： 你所访问的页面就如那些遇害的通道，已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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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帮助最大的不是那些认同她们通过嫁人提升阶级的言论，而是那些告诉她们家庭劳务价值，教她们要跟老公要工资，家用是家用，工资是工资，还要涨工资的那些视频。
而对女性来说，看起来很反叛但又很有用的言论是，告诉她们要敢于跟原生家庭要钱要资源。
女性跟男性差就差在这点，在很多家庭中女性被视为一个寄居者，获得一点边角料资源就已经恩赐和慷慨了。而男性却天然能继承家庭的财产和资源。这就导致女性必须要靠婚姻才能同享丈夫从家庭中继承来的财产和资源，获得丈夫也就是另一个家庭的边角料资源。
敢于要钱要家庭资源，对女性来说，是一个被阉割掉的胆量，是一个很反叛的行为。一个可以用嫁妆“打发”的女性，一旦伸手要钱要资源，势必会闹得“家庭不和、争吵不休”。
“明明只要忍让退让，为什么偏偏要去争。”
而如果能有越来越多鼓励女性去争财产的言论、视频出现，也会鼓励到越来越多的女孩。让她们能够有底气有胆量伸手去要。
鼓励女性嫁人，是因为那是她唯一能通过家庭获得大量财产和资源的办法。但如果她不需要通过嫁人，就能获得家庭的财产和资源，那才能称得上是一件好事。

“那我做的事算什么”

之前我在象上发了一些我翻译的《创伤与复原》作者Judith Herman的新书Truth and Repair: How Trauma Survivors Envision Justice开头选段，前段时间我重新校对修改了一遍翻译，所以在此更新一个连贯的翻译版本。请大家都来读我们Judith Herman！

⚠️禁止转出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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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修复：创伤幸存者眼中的正义》

当我在《创伤与复原》中第一次书写创伤背后被遗忘的历史时，我提出，创伤者的痛苦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心理问题，更始终是一个社会公义问题。创伤的源头是暴力，而暴力的目的是统治和压迫，因此，即使只是承认创伤、为其命名，也需要依托于广泛社会人权运动的历史背景：为了世俗民主、为了废除奴隶制、为了妇女解放、为了结束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美国曾经不被承认为一种合法诊断，直到越战老兵把他们的勋章扔过白宫的栅栏，作证说即使肉身安全返回家园，他们的脑海却永远停留在了越南。性暴力曾经不被承认为一种世界性的瘟疫，直到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证实了强奸、殴打、乱伦，这些隐秘又日日发生的罪行。

如果创伤症是属于失权者的苦难，那么赋权就必须成为复原的核心原则。如果创伤带来羞辱和孤立，那么复原就必须发生于社群。这是我作品中核心的治疗见解，并且我相信这些见解已经很好地经受了时间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考验。

在《创伤与复原》中，我将创伤复原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幸存者必须集中于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当下建立安全感，目的是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的暴力侵害。安全感可以让幸存者从把她降格为屈辱服从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重新获得主体感。相对应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一定掌控感和选择权，又是进一步复原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警察和司法系统人员的干预即使用心良苦，倘若剥夺了幸存者的权力和控制权，反而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尊重并赋权幸存者的法律干预，能以公正且治愈的方式弥补幸存者的痛苦。

在复原的第二个阶段，幸存者能够重访过去，进而哀悼和撰写创伤的意义。她永远不会再是创伤事件发生前的那个她了，但是通过哀悼，她可以塑造出一个新的自我认同，既不否认她的过去，也不让那份过去彻底定义她。追踪幸存者的复原历程后，大量的研究记载了一个符合直觉的事实：社会支持是良好复原的有力预测因素，而社会孤立是毒害的。人无法独自感觉到安全，也无法独自哀悼和创造意义。

哀悼过去似乎是无止境的，但它确实会结束。在第三阶段，幸存者可以重新专注于现在和未来，扩大和加深她与一个更广大的社群的联系，以及她对生活的可能性的认识。当认识到她们的痛苦是更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一些了不起的幸存者能够转化她们创伤的意义，将自己的故事变为送给她人的礼物，并与她人一起寻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她们形成了我的同事和朋友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所说的 “幸存者使命”。多年来，我有幸成为许多病人的见证者和盟友，她们经历了这些复原阶段，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生活。

近年来，我开始思考复原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正义。如果创伤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它也确实是——那么复原就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私密的、个体的问题。创伤的伤口并不仅仅是加害者的暴力和剥削造成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旁观者们——所有那些同谋或不愿知晓虐待或指责受害者的人，往往造成更深的伤口。这些伤口是暴力的社会生态的一部分，在这种社会生态中，针对被统治和被边缘化人群的犯罪被合理化、容忍或视而不见。如果创伤源于根本性的不公正，那么要想彻底治愈创伤，就必须通过更广泛的社会伸张某种程度的正义来进行修复。

在复原的过程中，幸存者不得不面对很多关于正义的复杂问题：她们能否冒险向公众讲述她们的故事？如果能，她们的真相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伤害能否被修复？如果能，需要做些什么？幸存者和犯罪者如何能够继续生活在同一个社群？让犯罪者负起责任意味着什么？和解是否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是，如何实现？社群该如何为公众提供安全，并防止未来的伤害？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再一次，我倾听了幸存者的声音。本书旨在为所有人设想一种更好的伸张正义的方式。我提出，暴力的幸存者能够带领人们重新理解正义，因为她们彻骨明了那些许多人不愿知道的真相。第一步就是简单地询问幸存者，对她们来说，怎样才是正确的弥补——或者尽可能正确。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因此，倾听竟成了一种激进行为。

在本书中，我试图说明正义对许多幸存者意味着什么，且，透过她们的想法，试想如果她们的需求和愿望真正得到考虑，我们的司法系统可能会有多么大的不同。我之所以特别关注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的幸存者，有两个原因：（1）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普遍、最持久的人权侵犯行为；（2）因为这些幸存者是我职业生涯里最主要的合作对象。

[ 在原文中，朱迪思·赫曼始终使用“she”作为主要指代词。结合她个人反复强调的女性主义立场，我认为这是有意为之，因此也使用“她”来代替中文传统里的“他”进行不定性别指代，以示对作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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